诀别的，和留下的

　　“他走时孑然一身，身边没有亲人的守候，没有爱人的安抚，手中却紧紧地拽着他最牵挂的人-----只有3岁大的儿子那有着天真烂漫笑脸的照片。年幼的宝宝正在做甜美的梦，却不知自己千里之外的父亲在梦中越走越远。”--摘自11月12日龚军平葬礼悼词

　　2003年4月6日，T168次列车，南昌开往北京，31岁的龚军平随家人赴京求医，火车上笑容依旧。求医过程中，SARS病毒侵入体内。

　　7个月后，11月11日，T167次列车，北京开往南昌，龚军平静静躺在一个楠木质地、红色丝绸包裹的骨灰盒里，魂归故里。

　　记者4月28日采访他时，他还在笑，我们那篇报道标题为《快乐病人龚军平》。10天后，他病逝，成为中国内地348位非典死难者之一。龚军平是个才子，15岁考上清华大学少年班，后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国报效，与华东理工学院合办了莫斯软件学院。龚军平留给亲人的最后印象是：穿着一身病服，外面披着夹克，面含微笑。“姐夫你放心回去吧，我没事的。”这是龚军平在北京市人民医院和家人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话。龚军平走的时候，手里捏着儿子的照片。孩子刚刚3岁，现在还在美国。“他没有留下一个字--医院里竟然找不到笔。”

　　当北京的第一场雪飘落时，北京市人民医院通知龚军平家人可以来京报销费用，11月10日，龚军平三姐夫林辉(化名)踏着残雪来到北京，此时京城街头再也看不到口罩、闻不到消毒水的味道，车水马龙，华灯初上，一切都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但对死难者家人来说，伤痛却始终没有平息。

　　在江西省驻京办事处举行了骨灰交接仪式后，11月11日下午，龚军平的骨灰被亲人护送返回南昌。次日9时，当车到达目的地时，龚军平的大姐龚雯(化名)等人已在车站等候。这里距离乐安县--死者的老家还有两个半小时车程，林辉说：“我们在拼命地赶路，按照当地习俗，要在中午12时前安葬完毕。”

　　11时15分，乐安县龚坊镇陀上村。香烛点起来了，青烟徐徐，20多个花圈排放在一起，大约200多人聚集在一条小河边--为龚军平举行安葬仪式。在一片哭声、叹息声和安慰声中，龚军平的骨灰盒被轻放在预先留好的墓穴里，封墓穴时，70岁的父亲龚凯文站在风里佝偻着，缩成一团。他经历了太多不幸：“文革”前蒙冤，直到1980年才平反；1994年60岁时丧妻；古稀之年又失去了惟一的儿子。

　　对于龚军平远在美国的妻子来说，打击几乎难以承受，她说：“我只能等孩子长大些，再懂事一些，才能带他回国祭奠他爸爸。”龚军平的家庭只是众多SARS死难者家庭的一个缩影，对他们来说，SARS带来的痛楚是无情的事实。

　　而在这次SARS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康复者中，却并不因为躲过了死神而感到格外侥幸，活下去更需要一种坚持。

　　少女心思，坚硬现实

　　有一段时间，何红以为自己逃出了火坑。被宣布康复出院时，她感到天都变蓝了；但很快，她觉得天又变成灰色了…

　　21岁的何红(化名)在轻抚窗台花盆里的一根小草，“希望它不会死掉，它蔫了，我就要蔫了。”孩子般的她此时有点迷信。何红所住的病房里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病友，是一对“带着双拐的少女组合”，蓝白条纹相间的病号服已在她们身上穿了两个多月了，其间她们几乎没有碰过少女热衷的流行衣服，尽管她们很渴望。上午11时，该治疗了，何红一点点挪到床边，熟练地拿起双拐放在掖下，颤巍巍地挪到轮椅旁坐下，等着医生推她去做检查。“我今后可能就在这上面继续长大了。”她笑着说，扭过头，一丝忧郁在眼神中闪过。

　　何红是4月21日被确诊患上SARS，在隔离时光里，她天天望着天花板，“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不是说SARS死亡概率很低吗？”有一段时间，她以为自己逃出了火坑。那次被宣布康复出院时，何红感到天都变蓝了，那是一种“很坦然、很HIGH”的感觉，甚至给她错觉--“SARS病毒不过如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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