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高润霖：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杜如昱：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华外科学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蔡仁华：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医疗保险分会主任委员

　　看病为什么贵？流通环节太多是重要原因

　　记者：看病贵、看不起病，目前百姓对此怨气很大，已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医患关系。“贵”的症结在哪里？

　　高润霖：了解看病贵先要了解看病费用的组成：一是药品费用，二是消耗品、器械的费用，三是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四是医院管理费用。现在，医院在药品方面赚的钱只是药品价格的10%—15%；在医用消耗品包括各类器材方面赚的钱占5%；我国医院医护人员技术收费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低的；在医院管理方面的费用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床位费比住地下室旅馆还便宜。

　　蔡仁华：举个例子：一个关节置换术全部的费用是5.3万元，其中：医生的技术劳务费1790元，检查化验费1600元，床位费500多元，药品费4300元，材料费41900元(进口关节)。其中，材料费占去了全部费用的78.6%，技术劳务费只占3.5%，检查费占3%，床位费占1%。

　　记者：这么说，所谓看病贵，其实主要是贵在了药品、耗材、假体以及大型器械的检查费用上了。

　　高润霖：我国虽然还很穷，但部分医用消耗材料如血管内支架价格在全世界竟排到第二位！血管支架在我国现行价格为1.8万元人民币，而在产地美国却是0.8万元人民币。1万元是如何多出来的？扣除税费及医院赚取的管理费，大部分都被各级分销商瓜分了。你说看病能不贵吗？

　　记者：对于医疗收费，物价部门不是都有明文规定吗？何至于这么乱？

　　高润霖：物价部门规定的医疗收费标准中并未涉及药品和器械等高质耗材的价格，经销商向物价部门报多少就是多少。现在很多人在提医药分家，其实分家后商人和药店照样赚钱。

　　记者：现在不是都在实行招标采购的办法吗？

　　高润霖：招标采购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行政部门自己无力组织招标，于是就要委托招标公司，然而委托哪家招标公司并没有通过招标。所以很多招标并不是非常正规，有些价低质优的产品反而不能中标。

　　记者：看来，中间环节的利润太高了。

　　蔡仁华：这和我们现行的商业流通体制有关。药品的流通可分为三个部分：上面是制药企业，中间是批发商，下面是医院。在我国，这种流通像个“啤酒桶”，两头小，中间大；而在国外是正好相反的“哑铃”结构，两头大，中间小，通常采取物流配送的方式。制药企业将药物送到配送中心，中心采取电子商务采购的方式将药物供给各医院。医院不设大的药库，除了一些抢救用药及输液用药外，几乎每天都需要采购药品。药厂、配送中心、医院三者相互连接，合理分配商业利润。

　　记者：难道他们就没有医药代表吗？企业毕竟要竞争啊！

　　蔡仁华：有。但其职能不是推销产品，而是去医院跟踪、了解产品使用情况。更重要的是，企业、物流中心和医院之间药品的差价只有3%—5%，利润空间太小，医药代表自然没有“文章”可做了。

　　高润霖：国家应出面采取强制手段对此类涉及千家万户的生命和健康的特殊商品规定指导价格。

　　杜如昱：对药品耗材这类特殊商品，国家可以采取退税政策，价格也可以降低一部分。鼓励国产化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医药用品靠进口总是不行的。希望我国能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解决提高进口药品国产化的问题。因为有许多进口药品的专利期已过，技术要求也不怎么高，可以先生产。

　　打破“以药补医”的恶性循环，才能切实降低医药费

　　记者：看来医院为“看病贵”背了不小的“黑锅”。

　　蔡仁华：也不尽然。我国50多年来医疗体制中最大的弊端是使医生的劳动与药价挂钩，直接刺激了医生开高价药、多开药。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在财政补贴已远远跟不上医院人力成本和技术服务的增加之后，“以药补医”的机制就越来越得到强化，加上企业的推销，其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杜如昱：这种以药补医的政策还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医院只有配备了高档检查仪器、卖高档药品才能过日子，于是各医院都往“高处”攀，不管会用不会用，都要有CT，有核磁。这使得高档设备在我国大城市相当密集，甚至超过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现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