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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如何从不快乐到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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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如何从不快乐到快乐 |
| 文章来源：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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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美国自杀率迅速上升，而20年后，美国社会逐渐找到了快乐之后，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中国，中国人自杀率有上升趋势，同时，出现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的人群增多。
很多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一个国家的自杀率可以作为考量该国国民幸福程度(严格来说应该是“痛苦程度”)的指标之一。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让人们产生或放弃轻生的念头呢？
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当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个国家要是经济水平低下，不能满足国民基本的生存需要。象非洲一些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原因，导致连年饥荒，食物、水源匮乏。每天人们要做的最重要的或者说惟一的事情，就是步行几个小时寻找食物和淡水，至于什么出国旅游、接受高等教育……等等，连想都不敢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因为生活过于艰辛，产生放弃自己生命的念头，自杀率会比较高。
然而也并不是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国民自杀率就越低。如果这种繁荣的经济是靠庞大的债务支撑的话，也会给国民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
美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GDP值是世界第一，但是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和老布什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导致政府背上了庞大的财政赤字。由于增发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国家的虚假繁荣泡沫掩盖不了国民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除了军工相关企业持续的高盈利之外，很多企业为了缩减开支不得不大规模裁员，美国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企业裁员，为战后所罕见。在这种大环境下，物价、贷款利息一路上涨，国民的收入却在持续下降，更糟糕的是连普通中产阶级都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保住自己的工作，能不能继续供得起房屋贷款和一家人的生活。面对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的焦虑或抑郁程度就会上升，当时几乎每4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因为心理问题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自杀率一直在十万分之二十以上。
到了1992年，克林顿入主白宫的时候，整个美国经济面临的是高达900万的失业人口(注意1992年美国的总人口数还不到2.5亿)，29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银行体系脆弱不堪，社会两极分化的烂摊子。克林顿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增加税收、降低利率、紧缩财政等大刀阔斧的宏观调控措施，等到2000年两个任期届满的时候，联邦财政非但扭转了亏损，还有了高达2369亿美元的盈余，并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利率低的“一稳三低”的良好局面，国民对经济的信心指数空前高涨，达到历史最高值。在这样一种工作稳定、收入增长的经济环境下，人们自然安全感大增，再也不会为了生计而焦虑、抑郁，自杀率也降到了十万分之二十以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保证满足国民基本生活水平需要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一味追求单一经济指标(如GDP等)的高涨，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恶化，国民对政府的信心、安全感下降，痛苦程度上升，自杀率也随之升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也会对社会的文化产生影响。当国家处于泡沫经济中的时候，往往会导致非理性消费的增加，个人主义的膨胀。为了释放工作的压力，人们会将自己的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工作量的增加，人们自然减少了和家人相处，和朋友聊天等正常社交的时间。无休止的工作和逐渐增加的银行催款信，也会让人越来越焦虑，当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人们容易选择极端的方式(如自杀等)来解决。消费主义的盛行，进而带来的是个人主义的膨胀。当人们把眼光从注意他人的问题转向注意自己的时候，往往会看到自己更多的问题，甚至是自己“臆想”出来的问题。由此人们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并因此抑郁或焦虑，导致自杀率的上升。
同时，因为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人们会感到一种空虚感，于是会通过酗酒、吸毒、滥交等方式寻求刺激来填补空虚，当连这些“猛药”也满足不了内心的虚无感的时候，只有尝试死亡带来的刺激了，然而与其它方式不同的是，当他们第一次体验死亡的时候，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体验。
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兴盛，是美国19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带给社会的产物。到了19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从推崇个人主义转向回归家庭。例如人们不再以工作或挣钱放在生活的第一位，而是注重自身内心的安逸。有的人甚至会为了不牺牲和家庭成员相处的时间，放弃晋升到更高职位的机会，或者从竞争激烈的大公司中辞职，选择离家较近或竞争不太激烈的小公司工作。
由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倡导回归家庭，夫妻之[1] [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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