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论中标准的随意性过大而显不足。界限确定衡量论认为，知情权是绝对价值，保障公民对国家政治信息的知情权占首要地位；而其他人权是相对价值，其自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限制。[5]该理论是基于对权利本质的分析。从权利本质上看，个人信息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它通过赋予信息主体支配与控制其个人信息的权利来保护信息主体存之于个人信息上的人格利益。知情权主要是一种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相关的知情权更表现出政治权利的属性。在现代社会，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度日益提高，知情权所体现的是公益性，它要求整个社会更加透明和开放，要求人们能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参与政治，而个人信息权具有个人性，与公共利益无关。因此，在知情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对抗中，由于前者代表了社会公共利益、体现了更高的利益价值而占据上风。当某项个人信息涉及到公共利益时，对个人信息权进行限制、将个人信息予以公开则成为必然。当然，对公民知情权的优先考虑并不意味着漠视个人信息权。当个人信息的公开纯属满足个人的需要而与公共利益无关时，应该适当保护个人信息权而牺牲知情权。
(三)通过立法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美国将个人信息划分为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分别进行保护，公共领域的立法主要是规制政府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防止政府对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侵犯；在非公共领域，各行业和领域中的个人信息分别由不同的联邦法规通过普通法和侵权行为法予以保护，同时以建议性的行业指引、网络隐私认证计划、技术保护等行业自律形式增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针对性。[6]这种模式尽管有其优点，但存在不足：分散立法易导致欠缺整体规划，法治不统一，司法不协调；行业规范缺乏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实施效果不理想；普遍性不足，很多企业游离于行业规范之外；投诉和争端解决机制不完善。同时，美国的行业自律是建立在行业组织高度发达且与政府互动明显的基础上。我国显无这一基础，故行业自律模式不符我国国情。多数欧洲国家则认为尽管政府机关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时与非政府机关存在一些不同的行为规则，但是仍存在许多共性，而且公私领域在保护个人信息权的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也都遵循同样的基本原则，因此通过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单行法，对公、私领域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统一规范。结合我国的法律体制和法律传统，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应借鉴欧洲国家的立法模式，进行统一规范、统一立法，主要内容应包括个人信息的一般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非国家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以及监督和救济等方面。尤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
法律保护的范围应及于一切个人信息。在过去手工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技术条件下，个人信息受到的威胁并不突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这种威胁已变得十分现实和严重。因此，不少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仅对电脑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规范，如美国、英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而一些国家的立法则对自动化处理与人工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同时规范，如德国、荷兰等。笔者认为，尽管电脑处理的个人信息更容易受到侵害，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人工处理和半自动系统处理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立法应给以个人信息全面保护。
2.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应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指导思想，同时也用来弥补具体规则的不足。借鉴国际立法经验，个人信息保护法总体上应体现合法兼正当的原则，具体应规定以下原则：
(1)合法原则。行政主体行为的目的、方式、程序、内容均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
(2)直接收集原则。个人信息的收集，原则上应该直接向信息主体收集。现代信息技术使得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具有隐蔽性，该原则有利于实现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直接支配和控制。这是个人信息决定权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信息主体获得知悉权。
(3)目的明确原则。个人信息在收集时必须有明确的目的，禁止超出目的范围而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必须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所需的目的范围内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行政机关应告知信息主体信息收集的目的。
(4)公开原则。一般应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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